普洱茶成为商品始于何时，汉文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普洱茶的兴盛与“茶马互市”密不可分。《滴露漫录》中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仰之，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根据《蛮书》、《旧唐书·南诏传》、《新唐书·南诏传》、《资治通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李肇《国史补》等文献的记载表明，晚至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藏区还不喝茶，对茶叶的需求量不大。与云南相邻的四川也是产茶大省，“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流传至今。另外，四川的茶运往藏区更为方便，所以，藏区对滇茶的需求不会很早。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城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川茶“茶引”（是官府发给茶商的茶叶运销凭证）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与此相比，云南输往减区的茶叶数量无法查证。《元史》将云南列入不产茶的行省，明初云南产茶量不到3000公斤，明代中期云南茶叶才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臧区对滇茶的大量需求大约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方国瑜《普洱茶》载：“
明季云南各族人民抗清斗争坚持十七年之久，以至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稀少，清兵入滇以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刘健《庭闻录》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三月，“北胜（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部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就在这年十月，在北胜州开茶市以马易茶。因普洱茶还不够藏族商人的需要，又招商人到川湖产茶地区采购，运至北胜州互市。后来丽江府改设流官，且交通较便，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有五百万斤之多。另外，汉族、白族和纳西族商人，也常贩茶供应藏族地区。
大概到了这个时候，滇茶才逐渐取代川茶在减区的地位，成为臧族人民饮茶的首选。成书于17、18世纪之交的减族民间寓言故事《茶酒仙女》用拟人化手法讲述了茶与酒的功过，反映了减区当时饮用普洱茶的情况，略引如下：
在一座虚拟的城市中，国王在一次宴会上先令侍者多多献茶，待众臣饱浓茶之后，才令侍者上酒，使这次宴会几乎成为以茶代酒的饮宴。酒仙女于是攻击茶仙女为东方支那来的流浪汉，要求国王和臣民戒掉那“血红色的饮品”。
说茶是“血红色的饮品”，从茶汤的颜色来看，这种茶无疑就是普洱茶。
正因为茶叶在西臧的特殊作用，历代统治者都采用“以茶治边”政策，将茶叶用来作为安定边疆、羁寮减族的武器。普洱茶作为“以茶治边”的茶马市场的主角，一直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始在永宁设茶马司与西臧进行茶马互市交易，标准是：上等马每匹换滇茶40斤，中等马30斤，下等马20斤。这些反映出云南茶叶生产与贸易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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