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衰落

普洱茶发展了，名气大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加了，封建官府对普洱茶的课税也增加了。由于苛捐杂税太重，官商勾结，普洱茶产量大大下降。清咸丰以后，政治腐败，战争横生，人迁茶衰，普洱茶开始出现衰落。

据清《普洱府志》记载，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规定祭捐每百斤茶为“一引”，每引收税3钱2分，这一年颁发“茶引”3千，收税银960两。此后每年都有增加，最多曾达l万引，收税银3200两。后来，随着清朝的衰落，茶捐越来越重，茶农受损，茶商无利，以至“普洱产茶，颇为民害”。”到清朝末年茶税更重。官府设置茶官，控制茶叶贸易，收取茶税。随后又开“洋关”，增收“落地厘金”，每l两银价值的茶叶加收2分茶税。茶农不堪重赋，便弃茶另谋它业，马帮也改走它途。六大茶山连续遭火患，茶树焚毁，疾病流行，植茶之农，死亡甚多，导致茶叶产量锐减过半，六大茶山逐渐萧条，普洱茶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产量锐减。

1884年，中法战争，普洱茶的生产和销售都受阻，产量一降再降。1877年产量仅有5500担。

20世纪初，普洱茶的产量仍然呈下降趋势。之后在设置“思普沿边行政总局”期间（公元1913-1928年），出于政局相对较稳定，对茶叶生产销售采取“民营、富茶合办”的经营方式，茶农和茶商均有收益，茶叶年产量有所增加，保持50000担的水平。1929年至1938年间，茶叶生产是“官办民营”，茶商设庄制茶，民间运销，政府收税。1930年，每公斤茶叶收税滇币3元；1936年增至5元，1938年更高达8元。1936年后印度茶、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与普洱茶竞争，普洱茶向东南亚的出口受到影响，年产量降至30000多担。抗日战争期间，茶叶外销路线被切断，奸商勾结，残酷剥削茶农，茶价一压再压，一斤茶换不上一斤盐，十斤茶买不到一包缝衣针，茶农四迁，茶庄倒闭。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地区的茶叶生产被国民党经济部所属的中国茶叶公司和云南地方陆系（陆崇仁）财团所属佛海茶厂控制，茶叶产量不断下降。抗战结束，中茶公司回迁南京，遂由陆系财团独家垄断，后又合并改称“人企公司”。解放前夕，公司将资产转移，生产急剧下降，跌至最低谷。

据统计，思普地区到抗同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1949年时，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仪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至此，历史上辉煌一时的普洱茶完全衰落，过去马帮络绎不绝，商旅塞途的景象成为历史。

虽然普洱茶盛极一时的历史已经远去，但是，普洱茶独特的功效和“越陈越香”的品质却留在人们的心中。